郑易里教授是著名的云烟之乡——云南省玉溪市郑井乡人，1906年10月生，至今已92岁。他不但是赫赫有名的《英华大词典》的主编之一、郑码发明人、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，而且还是马克思《资本论》这部精典著作中译本重要的倡导、组织、领导、校正和出版者之一，大大的功臣。
三十年代中期，郑易里和黄洛峰、李公仆、柳堤等一些革命志士，开始圆“文化救国”的梦，在上海酝酿筹办读书生活出版社，出版革命和进步书籍。不久，李公朴等君子被蒋介石抓到苏州关押起来，该社的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，经济上也维持不下去。为了不让刚刚诞生的出版社夭折，郑易里便毅然从在云南经商的哥哥郑一斋那里借来了三千块银元，继续把出版社支撑起来，并度过了一道道难关。
当时，该社成员、郑易里的留日同学艾思奇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出《辩证唯物论》一书与郑合译，他们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把20万字的书稿译完。为冲破和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“围剿”，《辩证唯物论》的中译本只好改名为《新哲学大纲》，并于1936年出版。该译本颇为畅销，一共连印了十四版，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先声和重要著作。继而，大家又聚在一起多次商讨和研究，作出了这样的大胆设想和决定：能不能翻译出版《资本论》全译本，以便让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很好地传播？这项工作谈何容易！工作量既大且艰辛，首先碰到的难题是翻译人才问题，谁能来挂帅啃这块硬骨头呢？七打听八寻访，终于打听到江西赣州人郭大力能担此重任。
郭大力早在1928年就动手翻译亚当·斯密和李嘉图的几本古典经济学名著，受到了出版商的欢迎和读者的好评，但当他提出要全译马克思名著《资本论》时，因风险太大，没有出版商敢于应承，郭大力为此到处奔走游说，但都无济于事，一筹莫展。经人推荐介绍，郑易里等人找到了他，真是卖金人碰上买金人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谈得很投机，都想到一起了！在当时政治形势严峻、险恶，经济又极困难的条件下，读书生活出版社为了革命和宣传真理的需要，毅然出面支持他翻译出版《资本论》，郭大力高兴、兴奋极了，认为遇到了知己，自己的宏愿能够实现了，便抖擞精神，积极动手翻译起来。
在出版过程中，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经费问题，出版社经费拮据，别人也爱莫能助，郑易里便毅然引为己任，积极筹措。他又写信给在昆明经商的二哥郑一斋借款，结果他二哥又先后支援了几万银元。有了钱后，大家满以为要出此书不成问题了，哪知道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刚刚译好时，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便烧到了上海。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为了保存出版力量，便带着出版社的青年同志，将大部分的家业转移到汉口，而艾思奇去了延安，郑易里被安排留守上海，而郭大力呢？在上海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为了安全和翻译工作起见，他才回到不平静的赣州老家乡下去继续工作。在家乡，他日夜埋头翻译，每译完一个段落，便誊抄在航空信笺纸上，不断寄往汉口。黄洛峰看后，又寄往上海交郑易里打印、校对。
后来武汉也告急，在失守之前，黄洛峰又将书店迁移到重庆，郭大力就把译稿直接邮寄到上海交郑易里审阅。郑易里便一边审阅、整理收到的译稿，一边进行核校，第一卷他还请章汉夫先生核校过。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发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，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，反而无私无畏地夜以继日地加快了工作进程。在此期间，郭大力又约请王亚南参加翻译《资本论》的工作。当看到即将完成的一大堆稿件，当时上海书社的负责人郑易里又是高兴又是发愁：能不能排版？如何付印？钱又成了问题。这都一直悬挂在他的心上，如今已逼到眼前，更具体了，他没有畏难和退缩，反而更坚定了出书的决心和信心，同大家一道去战胜一个接一个的困难。
上海沦为孤岛后，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。《资本论》的英文版和日文版都是公开发行的，中文版的发行，却要担很大的风险。这时，鲁迅夫人许广平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，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。郑易里由此得到启发和鼓舞，想效学他们的一些做法，但可以商量的人都走了，须得他自己拿主意，亲自去跑关系。如当他得知上海某些印刷厂业务清淡，愿意承印此书时，就当机立断，又找郑一斋哥哥借钱，又把郭大力从老家赣州请回上海来，让他在出版社那间简陋、阴暗的小屋里继续翻译《资本论》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他们终于在1938年4月开始排版，并随排随打校样，紧接着就校对，改定了就打纸型。这一整套程序全由郑易里和郭大力主持，参加末校和看清样。日军占领上海、武汉后，步步深入，在国家、民族危亡的关头，他们争分夺秒，发奋工作。热天里汗流浃背，到了秋凉，蚊叮虫咬，全不顾，大家都舍死忘命地为了《资本论》中译本的出版而孜孜不倦地工作。纸型终于打好了，第一次印了三千套。每当一套书装订完成，他们犹如看到一堆堆的火种，即将洒向中国，这时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眉宇间闪耀着欣喜的光彩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！
真是好事多磨！二十大箱《资本论》中译本的书刚刚运到广州，就随着广州的沦陷而全数失踪了。其后，郑易里等人只好把另印好的书陆陆续续、一部分一部分地托运，让其经过广州湾（现在的湛江港）转运到内地，又经过多少曲折和险阻；另一批书也零零星星地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往东北。在上海，出书的消息也不胫而走，除了预订者来取书外，有不少人闻讯找上门来求购。有一位医生来买了一套，郑易里便笑着问他：“你们医生也看这类书？”那人却风趣地回答说：“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？”宋庆龄也托人来买了，还有一位老先生，身着长衫布褂，看上去像一位前清人物，他也来买了一套。后来他们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呢！有一批书运到桂林，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收到后，他们就像过节日一样欢欣鼓舞，在门市部的新书台上铺起红布，一排排崭新的精装本《资本论》巍然屹立。每天从早到晚，读者川流不息。书店的同志们都感到自己仿佛成为了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，十分荣幸和自豪。第一批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的《资本论》中译本，也是该分社的同志们连夜打包装箱，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去的。
1939年春的一天，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港口海防市，海关检查站检查到一只特大皮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一张张硬纸片，装得满满一箱。检查官们十分奇怪，就把带皮箱的人扣下了。这个带皮箱的人是谁呢？正是郑易里先生。原来为了将《资本论》中译本转移到内地去印刷出版，郑易里便奉命亲自带着纸型离开上海安全到达香港，再从香港转到海防，想不到在那里却遇到了麻烦，担心纸型被损、被没收，而影响革命大计。说来凑巧，幸亏当时郑易里正碰上了曾留学法国多年的老朋友乔丕成，他便请乔丕成出面帮忙说情。乔用极其纯熟的法语代为交涉、解释和斡旋，郑易里才算得以无事通过。带着那只装有纸型的大皮箱，他便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经河口回到昆明。这金马、碧鸡的故乡乃是郑易里在上海多年日夜萦思苦想的地方，但因他身负重任，只好与阔别多年的哥哥郑一斋匆匆见上一面，便顷刻分手。这位为出版革命书籍曾捐资七万多银元而不思回报的哥哥，临别时还亲自送他上了从昆明开往贵阳的长途汽车。后来，郑一斋不幸于1942年底在昆明被美军的吉普车撞死，他们弟兄此次在昆明分手，竟成了永别！
郑易里便乘坐长途汽车颠簸在云贵高原上，从贵阳又取道金城江迤逦到了重庆，风尘仆仆地找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。黄洛峰一见到郑易里，便很高兴和激动地说：“你到重庆来，周恩来副主席都知道了，他还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《资本论》中译本的事呢，这是一件大事啊！”听了这鼓舞人心的话，郑易里当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欣慰呀！他们便立即在重庆联系印刷，但这里条件不如上海，只好用土纸印刷出版《资本论》中译本了。解放以后，经原译者又再修订，《资本论》中译本改由人民出版社又多次出版。该书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、无穷的！现在，郭大力、王亚南等人都不在人世了，每当想起这些翻译出版《资本论》的功臣、战友和艰难往事来，郑易里总是心潮难平、十分激动，除了对历历往事无限向往和感慨外，他还十分思念和怀念故去的同事和战友！
翻译出版马克思的精典著作《资本论》，犹如在中国传播革命的火种，送来甘霖雨露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和革命史实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：在第一版《资本论》书末的《译后跋》中，郭大力曾这样写道：“最后，我们应感谢郑易里先生，他不仅是这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，而且曾细密地为这个译本担任了校正的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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